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指出，要抢抓“大桥经济”黄金机遇，打造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广东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主战场。这是市委抢抓区位优势新机遇，推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落实措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以来，江门统筹建设广海湾经济开发区、银湖湾滨海新区，推进传统产业与高端制造业结合，高质量推进现代化“工业4.0”建设，中创新航、海信科龙、云科智能、富华重工等一批在江门的企业大跨步拥抱新型工业化，有力支撑实体经济持续向好。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一旦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双桥”通车后，江门制造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将凸显。江门土地资源优势决定了深圳、香港的先进生产要素流入机会将陡增，江门制造业优势产业链将能为深圳、香港的大量科创成果转化为工业成品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中试平台，引入先进生产要素所形成的新质生产力势必释放出再造一个现代化新江门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拥抱“大桥经济”要加快“双桥”联通区域建设
拥抱“大桥经济”，也要注意“大桥经济”带来的挑战。
珠海、佛山、中山同样在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集聚势能，其地幅虽不如江门辽阔，但从发布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来看，仍能保持稳定供应。江门如何在“双桥”通车后以开放姿态吸引西来东往的发展要素，关键还要看如何利用好这个优势。
我们应客观看到，“大桥经济”既带来黄金发展机遇，也带来新的挑战：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双桥”通车后，香港、深圳等核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可能造成珠江西岸资源向东岸转移的数量超过东岸向西岸转移的数量，也可能让“大桥经济”成为“过道经济”，仿若高铁穿越乡间田园，仅添风景。对此，江门亟需加快“双桥”联通区域——广海湾经济开发区、银湖湾滨海新区“双湾”的产业区建设，借鉴已先行拥抱“大桥经济”地区的经验，处理好区域协调以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使之成为交通枢纽、中继站以及专业化产业区，成为产品和要素的集聚地，而非物流、人流的过道，努力扩大“大桥经济”效益。
扩大“大桥经济”着力点在于培育新质生产力
当下扩大“大桥经济”的着力点在于培育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离不开原始性创新，“质”离不开高质量发展，唯有以中国原始性创新为基础所建立的应用生态，才能开辟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新赛道，破解“存量时代”下同质化竞争困局，以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新一轮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其中，原始性创新尤为重要。当下各类工业产品在用的CPU、微软Windows，以及基于Linux开源上建立的各类生态，延展至现行许多国际标准，均原创于西方，这证明西方叙事的话语体系构建根植于非常强的基础研究实力，在新工业生产力基础上推动延伸出了哲学创新、文艺创新、应用创新等。我们只有尽快开辟新赛道，才能跳出“不能从0到1，只能从1做到无穷大”“关键应用技术受制”等困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目前，各地都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所以，作为珠江西岸战略腹地的“侨头堡”，“双桥”通车后，如何发挥好“双湾”优势，聚集新质资源要素，是江门实现再造一个现代化新江门目标，加速迈入GDP万亿俱乐部所无法绕开的课题。
探索建立“大桥经济+”概念
我们要探索建立“大桥经济+”概念，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如“互联网+”催生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新业态一般，“大桥经济”思维如何进一步实践，发挥“杠杆”作用，撬动经济形态不断演变，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生命力，为“改革、开放、创新”提供广阔平台？建议探索“3个+”：
一是“+统一市场”赋能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目前，大湾区核心城市和周边城市间发展水平存在差距，面临产业关联不强、城市间深度融合不够等问题。只有尽快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破除区域壁垒，才能让各地在大市场框架下，实现差异化、互补式、协同式发展，避免同质竞争，最大程度释放生产力，共同“先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分好”。同样，江门东西部区域发展存在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提升各县（市、区）各专业市场间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开放、相互协调的市场体系，最终实现“双桥”通车，新质资源要素首站抵达“双湾”后，能够根植于江门优质营商环境土壤，并顺利通过各条“毛细血管”辐射至五邑广袤腹地。
二是“+侨经济”赋能开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百强科技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中国）集群位居第二，仅次于东京—横滨（日本）集群，当中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香港，担任着“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门户、跳板和中介人的独特角色，保持着对国际创新要素的强大“磁吸力”，华人在全球科技领域也充当着重要角色，汇聚优秀人才、研发资源和高水平载体等创新要素的香港高校有许多科研成果亟待寻找转化出口。因此，建议借鉴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的产学研示范基地“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模式，依托建设粤澳（江门）产业合作示范区、港澳科教产业滨海新城契机，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加强单边开放，充分发挥江门双碳实验室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共建的机制作用，并延伸拓宽至其他科创领域合作，用“双桥”积极对接香港“再工业化”，并规划建设江门综合保税区培育“大桥免税”经济，逐步推动“香港科研+华侨资源+江门转化”渐入常态，成为“以‘桥’为‘侨’”开放的生动样板。
三是“+超常规政策”赋能创新。深圳是创新之都，产业外溢是深圳带给周边城市的核心资源之一。近7年，由于地域邻近性，深圳企业到惠州购地宗数最多，达204宗，面积732公顷，其次为东莞114宗，面积532公顷；珠中江区域是深圳转移企业的第二选择，江门55宗，面积226公顷，珠海44宗，面积228公顷，中山41宗，面积128公顷，江门以较低的工业地价略占上风。相信“双桥”通车后，临深将成就更大优势，融深将成为更大机遇。目前，江门正积极推动深江经济合作区规划建设前期工作，重点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等产业。从数据看，2016—2022年，深圳产业转移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企业在外购地297宗，占比约57.9%；服务业企业购地202宗，占比约39.3%；其他以建筑业为主。按细分门类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购买宗地数最多，是深圳外溢规模最大的产业类型；其次为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是深圳外溢规模第二大产业类型。因此，建议深江经济合作区在既定发展目标基础上，为目前深圳外溢规模较大的产业预留好承接的功能区，通过“超常规”“可适配”政策支持，避免“牵手容易落地难”尴尬，先与之形成“头脑”和“躯干”分工，待“生米煮成熟饭”，再深入推进“总部+基地”“链主+配套”“研发+转化”等多类型共建模式，在共建中通过模仿逐渐形成自主创新。
“拥抱大桥”这段在物理上被拉近的时空距离，赋予了“大桥经济+”概念的无限畅想、无穷组合、更多可为，更为拉近各类生产资源要素的“心灵距离”架起了两岸新质生产力互联互通的“鹊桥”。大桥时代“侨”然心动、来日可期。
（蔡俊彬，江门市社科联、江门市经济学会；林命彬，江门市发改局；李韵捷，广东工业大学）
